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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自然主義文學,是一種以客觀描述現實為特徵的文學流派,興起於19世紀中葉的歐洲,當時日本正好進入明治時代,出於對先進文化的渴望,自然主義文學迅速成為日本文人趨之若鶩的表達方式。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然而,由於日本和歐洲文化背景的不同,簡單的“拿來主義”並沒有使得自然主義文學在日本順利紮根,反而讓原本以描述客觀現實為目標的自然主義,在日本變成了以描述主體現實為主的“變種”自然主義,這個機緣巧合的改變,使得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走上了一條背離人們期望的發展道路。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

1853年,美國海軍准將馬修·佩裡(Matthew Perry)率領艦隊來到日本,跟江湖幕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,屈辱的現實讓幕府的鎖國政策終結,同時日本也陷入了內部的動蕩。經過戰爭,江戶幕府將統治權歸還給明治天皇,日本正式進入明治時代(1868-1912),並開始了全面近代化的維新運動。

馬修·佩裡(Matthew Perry)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明治政府的目標很簡單,就是讓日本實現所謂的“文明開化”,也就是說,承認西方文明的先進地位,開始全面西化的過程。從把江戶更名為東京開始,日本不僅在物質層面全面改革,比如修建鐵路、改穿西裝、食用牛肉等,在精神層面也積極向西方靠攏,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就是日本近代文學。

在文學界掀起的西方熱,甚至可以說是“拿來主義”,日本人對於西方的文藝理論照單全收,其力度之猛讓很多人感到有些不妥。畢竟“文明開化”不是一個徹底且完美的移花接木的過程,從西方文明學來的東西,要生根在日本的土壤上,肯定會產生許多不協調的結果,“拿來主義”雖然快捷,可無法迴避隱患,實際上,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就因此產生了先天問題。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日本自然主義的先天問題

明治時代,日本急於完成全方位的近代化,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急不可耐,導致文學思想無法循著歐洲文學史的先後順序進行引進,這就造成了文學思想西化過程的混亂。這並不難理解,文學思潮的興起與社會現實緊密聯繫,也就是說,有什麼樣的社會,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文學,那麼,日本引進近代西方文學的方式,其實背離了文學發展的因果關係,這是不可避免的先天問題。

埃米爾·左拉(Emile Zola)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具體到自然主義來說,這個流派興起於19世紀中期,以埃米爾·左拉(Emile Zola)為代表人物。19世紀80年代末,自然主義文學最先由日本文豪森鷗外介紹至日本,隨後的十年,相繼有作家寫出模仿歐洲自然主義的文學作品,這個時候,日本作家仍舊小心翼翼地熟悉著外來的文學理論,所以對於自然主義的寫法和目標認識比較清晰,大體上能夠以客觀視角闡述自然與環境對人的行為造成的影響。

森鷗外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實際上,歐洲自然主義文學就像是毫無波折的記錄,只描述自然和環境等客體的真實狀態,客體真實是其最基本,也是最重要的追求。然而,由於日本文學思想西化過程的先天問題,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只在最開始的模仿期,嚴格按照歐洲的模式進行創作,後來熟悉了創作方式之後,卻走入了跟歐洲自然主義相悖的道路。

誤入歧途的日本自然主義

1905年,日俄戰爭結束,作為戰勝國,裹挾著勝利的餘威,日本社會快速進行城市化,日本人也被捲入了市民化的過程。彼時的日本文學界,自然主義作家要為正在市民化的日本人提供精神支援,可他們仍舊秉持著歐洲過去的寫作方法。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然而,自然主義文學興起時,歐洲早已進入了市民社會,甚至已經進入了市民社會末期,人們精神頹廢,開始反思市民社會的弊端,並尋找新的發展路徑,所以歐洲自然主義文學興起的社會條件,跟日本彼時的社會環境是錯位的,日本模仿歐洲自然主義文學的作品,並不能給日本人提供精神上的滿足感,甚至還會生出一種格格不入的違和感。

在這種情況下,日本自然主義文學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,1907年田山花袋出版了中篇小說《棉被》,這部作品雖然被視作日本自然主義的代表作,但它卻不是接近西方寫作精神的“正規”自然主義作品。《棉被》跳脫了“無波折”的客體真實態度,完全陷入了對自我的描述,作家通過自我剖析,把內心陰暗而無法言說的想法,全部公之於眾,力求用“主體的真實”代替“客體的真實”。

田山花袋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田山花袋這種自我展示、自我暴露,乃至自我撻伐的做法,滿足了剛剛適應市民身份的日本人的精神需要,讓他們不再迷茫、空虛、不知所措,因為通過這種文學作品,他們找到了知音,意識到了自己難以啟齒的問題具有普遍性,並非自己一人的“疾病”,從而進入了心安理得的狀態。

田山花袋之後,越來越多的日本作家開始轉變寫作觀念,不斷在文章中書寫自己,暴露自己,使文學作品的視野局限在個人的眼界之中,這種偏狹的寫作方式,使得日本文壇颳起了展現醜陋的消極風氣。

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歷史意義

歐洲的自然主義文學是個過渡流派,在近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搭了一座橋,它以描寫客體真實的方式排除了作家的個人主觀意識,從而使得現代文學一誕生就具有了非理性和無意識的特徵,從這方面說,自然主義文學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。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然而,日本自然主義文學並不是橋樑,沒有為日本文學提供承上啟下的作用,這其中有兩個原因:

首先,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無法“承上”,因為在它出現之前,日本根本沒有近代文學。

其次,歐洲自然主義文學的“啟下”是建立在描述客體真實的創作態度之上,否則無法開啟現代文學的無意識和非理性特徵。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無法“啟下”,因為它走入了描述主體真實的路徑,對於個人內心的描述,完全是有意識的,所以無法叩開現代文學的大門。

關於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和作用,日本文壇歷來褒貶比一。日本戰後文學評論家平野謙、中村光夫等人在思考日本文學近代化的過程中,對於自然主義的評價比較矛盾,既承認其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,但同時也批評了後期自然主義作品狹隘不堪的視野,認為它與私小說一起構成了消極的文化形態,錯誤地代表了日本的精神。

“拿來主義”的隱患:日本文學史中的自然主義

實事求是地說,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最終誤入歧途,沒有促使日本現代文學順利出現,這並非田山花袋等人的錯誤,不能怪罪他們的短視和偏狹。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沒有重走一遍其精神之父——歐洲自然主義文學的發展路徑,是因為日本的社會情況與歐洲不同,不同的社會環境肯定無法誕生相同的文學,日本人想要實現文學的近代化和現代化,僅靠學習文章的寫作技巧和敘事方式無異於揠苗助長,最終欲速而不達。

日本自然主義文學的歷史告訴我們:任何文學流派的出現,都與其所處的時間和空間條件有關,想要創造出優秀的文學作品,不能靠“拿來主義”嫁接和移植,只能耕種本地的文化土壤,使其長出自己的藝術新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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